为什么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古代哲学会有如此不同的态度? 这种对待中西古代哲学的不同态度，其实是现代性思维所致。

在上述讲演中，我当时举出的中国现代学人第三代中，计有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及李泽厚等，现在想来，杨老师应当属于第三代之列，而且当为其中之荦荦大者。四、至高的理想：追求真理，践履自由 在杨老师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漫长的研究中，他最后得出了西方哲学中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是最为根本的两种精神，而且是具有普适价值的，这可以看成是杨老师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最富创见的观点与主张，而且有着极其强烈的用世的色彩，因此特别引人注目。

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杨老师提出了他的治学的原则，即必得其真，务求其新。以前，杨老师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纯然学者的形象，他似乎只关心康德、黑格尔在讲什么以有怎么讲的，他的工作不过是原原本本或原汁原味地将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我们。主要有王阳明的《近思录》，慧能的《六祖坛经》，林同济先生创办的《战国策》杂志上关于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文章和陈铨先生的书《从叔本华到尼采》，不有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年来，我反复研读杨老师留下的大量著作，特别是杨老师和师母肖静宁教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齐心协力在晚年编撰而成的两部巨著《回眸》与《漫记》，突然之间，我感到杨老师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变得朗豁起来了。在去年杨老师去世的当天（2017年1月22日），我在《深切缅怀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常常感到，杨老师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西南联大情结，那是一种敬畏学术、学术至上的情怀，虽然在杨老师的漫长一生中，西南联大不过只是短短一瞬间，然而他却珍爱有加，可以说伴随了他整个一生，他整个一生都沐浴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光辉之中。

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而制到严复出于富强的目的学习西方，无不带有一种很大的急功近利的性质。杨老师在研究的同时，特别重视翻译，正象邓安庆教授所说的：杨老师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我们学生，他始终倡导的是以准确翻译原著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做到原汁原味，才能站得住脚，才能遏制我们浮躁的联想和凭灵感去发挥的冲动。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李贽把麻城的情况告知焦，焦曾去信劝其还是回到南京相聚。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李贽建议刘用相接信以后到南京一起来读《易》，刘用相接信后即到南京。

李贽之死，死得其所，反之当年扼杀李贽者成为历史之罪人矣。临阵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敌之进，同乎季路。

那么，这一大段御批是否真是明神宗自己写的呢？不是，当时明神宗并不亲政，那些御批的文字，皆是首辅代笔拟旨，然后由司礼监之秉笔太监批红，就成为皇帝的御旨下达了，明神宗是否真的知道这件事也很难说。圣教二字是指儒家，孔子是圣人嘛，故称儒家为圣教。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李贽之死，虽死犹生，《明神宗实录》所记载的依靠权势所定之是非，可靠吗？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弹劾李贽的那些罪名，能成立吗？明神宗的批示能成立吗？要完全焚毁李贽著作之命令能实现吗？不仅当时被禁毁，到了清代，李贽的著作亦被列为禁书。

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李贽许多精辟的见解都源自他勤奋读书认真思考。

果是实心要守，马爷决有以处尔等，不必尔等惊疑。其云： 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

疑不惟释且信，意不惟平且喜，怒不惟消且德矣。李贽系狱日久，有诗《不是好汉》，表示自己唯求速死。

二月初五日，卓吾遗言。李贽原来是准备在龙湖寺塔葬以安置自己的遗体，因龙湖寺塔被毁，他被迫离开龙湖，在自己病时不得不如此先作安置了。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妆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以故，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咳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已也。《易》者，讲事物的变化。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麻城地方反对梅国桢的一伙人与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结合在一起，扬言要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

李贽把如何死看作一买卖矣，他直面死亡，没有任何恐惧，而是思考如何死才能体现生的价值。李贽在黄檗山法眼寺写了篇《圣教小引》，其最后一句是：忠信笃敬行乎蛮貊决矣，而又何患于楚乎？可见其对麻城龙湖那件荒唐事并没有放在心上。

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可见权势对李贽的打压，反而成全了他，扩大了他的影响。

然后讲到他自己如何死：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

李贽在济宁，马经纶来会，目的是迎接李贽前往通州。又其次则为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是矣。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次年正月李贽患病，袁中道《李温陵传》云：初公病，病中复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

虽曰次之，其实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接下来，便是明神宗的批语：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

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

李贽还说： 丈夫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则其死也必有所为。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

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这样的结论站得住脚吗？从张问达的疏状，到《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语，都是权势者所定的结论，所明之是非，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吗？事实证明，无论古今，权势者凭权势所定之结论都不可靠，都只是过眼云烟，为什么如此？因为这些论断都以权势者之私利为指归，故必然为历史和真理所否定，这一点是古今通则，不可能有例外。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乱于后，世道幸甚。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

为人难，如何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显示生的意义，把死亡也看作战斗的一种方式，这是战士之死。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在他与耿定向的辩论过程中，把言与行对照起来，把言与其前后左右连贯起来，一反道学虚伪的一面。李贽一生探索求知的经历，说明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也是在不断碰壁中不断深化的，不断经过否定、否定之否定，没有止境。

又其次则为尽忠被谗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汉之晁错是矣。盖夜静无杂事，亦无杂客，只有相信五六辈辩质到二鼓耳。